标签: 自传

不存在的书

![s4597988[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1/s45979881.jpg)

余华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余华的作品是什么感受了,《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时我年纪还小,也许《现实一种》、《鲜血梅花》这类的短篇给我的印象更深,血腥的暴力多少比残酷的现实更容易让一个少年震撼。

因为我对余华的陌生感,也因为我只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看做是一个职业小说家玩票式的散文作品,我看低了它,却被它震得眼泪直流。

在这本书里,余华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痛感,他写的是中国,却以他小说家特有的敏感,把宏大的国家主题融化进极其私人的个人际遇里。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是国家史、政治史,那么我相信以后的历史将越来越多的变成个人史,但个人,这个词太可怕了,它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因此余华记录的他的个人经历比他写出的格言般的句子更动人心魄,他述说的每一个故事都直指这个国家掩饰不住的荒谬,尽管那些故事放在它们所处的年代里是如此的平淡,那些故事其实正是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故事。

另外,我确实非常喜欢余华讲的那些小故事,尽管它们短的就像段子,却再一次证明了讲故事的能力对一个小说家是多么的重要。

 

![Duowei_2007_3_2_14_53_8_107_418[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11/Duowei_2007_3_2_14_53_8_107_4181.jpg)

吴法宪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在吴法宪的名字前面可以加很多头衔,我觉得最恰当的一个是“重要历史事件的配角”,主角们都死了,要了解那段至今还被重重遮蔽的历史,配角的发言就显得更重要了。

不过作为一本被吹捧了多年的书,我对吴法宪的这本回忆录是很有些失望的。虽然任何自传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美化,但吴法宪的自我美化显然有些过度了,在不少他应该在场的历史场景里,他竟然都退到一旁成了一个无关的旁观者,丢失了细节甚至修改了细节的历史,其可信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然,这本书被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反思”,但把文革、大跃进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是就足够深刻了?作为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走上人生的顶点,又因政治斗争锒铛入狱的高级干部,他的反思竟然只微微擦了体制的边而未深入其中,换句话说,60年代风光无限的吴法宪在21世纪的反思,其深度竟然远远不及60年代就已遇难的林昭、遇罗克,如果说吴法宪的反思在朝臣中已属激进,那么对朝廷的任何希望都终将变成绝望。

不过吴法宪的回忆录仍然透露一些真正有趣的信息,比如吴法宪在回忆斗垮罗瑞卿的过程时,提到叶群多次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按叶群拟好的罪状揭发罗瑞卿,叶群还暗示吴法宪,如果他不出头批斗,就将被划入罗瑞卿一党一起打倒,与罗瑞卿关系甚好的吴法宪不得已才挑头批判罗瑞卿。这其实不仅仅是体制、人品的问题,而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的问题。

辛亥之后有五四,正说明把中国的问题简化为体制而忽略文化、忽略民族性实在太过简单、粗糙了,100年过去了,我们毫无进步,甚至还在那个历史轮回里。

爱与音乐的回响

![s6779268[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9/s67792681.jpg)

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 刊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为《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