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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男也是硬的

一两个月前,推友Amelie犹豫着要不要去广州看达明一派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她已经看过去年的香港站了,但她终于还是去了。当演出进行到一半,达明开始唱他们极少在现场演唱的歌曲「恐怖分子」时,我发了一条推给她,「恐怖分子,值回票价了」,她迅速回了一条,「太值啦,刚天问也是听过最撕心裂肺的版本」。

不过,演出的重点不在「恐怖分子」,也不在「天问」或者翻唱Suede的“Saturday Night”,而是达明一贯热衷的社会议题。虽如预料中一样没有唱「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但达明的坚硬却依然让我吃惊。

「天花乱坠」用微博替换了香港站的名人名言,没有了温家宝、刘晓波,这很无奈,但却无损歌曲的气质,「天花乱坠」引用的最后一条微博是韩寒的「所有的坛都是祭坛,所有的圈都是花圈」,由此引出的十字架、墓碑和陵园的视频则把「寂寞的人有福了」变做了一曲中国的哀歌。我后来翻微博,很少有人议论这一段,但在现场,这是让我最感震撼的一部分。

「今天应该很高兴」的结语是「今天谁应该很高兴」,唱完「禁色」去掉枷锁道具时,黄耀明说的是「去掉枷锁先,我已经出柜了,但还有很多人没有挣脱枷锁」,双关、隐喻这是达明一派的方式,但双关隐喻之下,达明的强硬与直接却如最死硬的朋克。

我说的是“It’s My Party”,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五个不准搞」、「六个为什么」、「七个不要讲」、「八荣与八耻」、「九评 」、「十谢 」到「党说干啥就干啥」,每一帧标语出现在LCD背景上都会引起全场的尖叫,略略遗憾的是「中国梦」一帧,如果放做整首歌的最后,就更加完满了。

演出过程中,黄耀明感谢了主办单位的「宽容」,刘以达讲起了玩笑「不知道会不会被禁」,我则想起了David Blot 评价New Order 的一句话“No poses, only attitudes. The true punks do dance music”,把它用在达明一派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还可以再让它挪挪窝,被黄耀明尊为偶像的Pet Shop Boys也配得上这句话。

达明一派在广州的观众不算多,但PSB在上海的观众却更少。不过少有少的好处,在广州,我坐在一堆拿增票的观众中间,每一次站起、呼叫多少有些尴尬,还常常被敬业的保安喝止;在上海,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压力,有死忠歌迷做伴,往往可以得到更大的乐趣,我并不惊奇于身边的观众会唱PSB的每一首歌,在中国内地,上海是最能在文化上和PSB产生共鸣的城市。

PSB中国巡演的设备比达明在广州的要好不少,虽然演出只有90分钟,却帮助我重新认识他们的音乐。在我以往的印象里,PSB纵有情欲,也先是诗意的,也因极度的概念化而是严谨的,但现场的PSB却完全一派暧昧的情色,他们的音色、节奏散发着致命的诱惑力,Neil Tennant的嗓音依旧勾人,和3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他们的诗意和严谨是因情色而起的。

在达明一派,性即政治,他们更像战士,而PSB,他们似乎更乐意上夜店泡弯男,把所有问题以情与性来表达。达明一派广州现场的遗憾是太少人起来跳舞,而PSB上海现场的遗憾却是有人跳舞,而没人做爱,但这也厌不得别人不当众一炮,说来说去还是心中枷锁太多,如我,甚至不敢去泡身边的姑娘。

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文中图片来自微博与豆瓣)

在变老之前死去

英国最伟大的摇滚歌手之一、Queen的主唱Freddie Mercury的传记《谁愿永生》并非一本“标准”的名人传记,而更接近一部由回忆串起来的非虚构故事集。

《谁愿永生》的作者Peter Freestone是Mercury的私人助理,他从1979年开始为Mercury工作,此后的十二年一直和Mercury生活在一起,他见证了Queen及Mercury个人在80年代全部的音乐创作,参与了Queen马拉松式的全球巡演,他协助Mercury收集艺术品,陪着Mercury在同性恋酒吧狂欢,也经历了Mercury感染艾滋病、向公众公布病情及最终离世的全过程。

作为Mercury葬礼及整个后事的主持人,Freestone确如他自己所说,是最了解Mercury的人,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也是因为世面上太多关于Mercury的道听途说,这些或神化、或妖魔化的言辞扭曲甚至伤害了真实的Mercury。因此,在《谁愿永生》中,Freestone并没有刻意去塑造(美化)Mercury的形象,只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了Mercury在其生命最后十二年中的大事小情,这让《谁愿永生》幸运地没有落入“英雄史诗”的俗套,还在琐碎的回忆中沉淀下了真诚而厚实的感情。

《谁愿永生》记录了Mercury作为一个摇滚巨星的全部生活,但他的生活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摇滚生活,尽管同样充斥着药与性、放纵与疯狂,但与Black Flag的主唱Henry Rollins在《上车走人》中记录的忍着饥饿、挤在破烂的卡车中上路、每每以斗殴和骚乱结束在狭小粗陋的俱乐部中的演出这样的地下摇滚生活相比,非最顶级酒店的最顶级套间不住、非头等舱不坐的Mercury,其天王巨星式的生活方式受益于商业体制,这不仅不够摇滚,甚至还站在了摇滚的反面。

但如果全面地审视Mercury的生活和音乐,会发现他奢靡的生活和华丽的音乐其实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对待音乐的完美主义倾向和对待生活的挑剔态度是一体的。他是商业上最成功的音乐家之一,但他的音乐却从未因商业而随波逐流,他的生活也从未受商业摆布;而当在音乐与态度上都更具反叛色彩的朋克一代喊出“干掉皇后”的口号时,他也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的按他的方式做着音乐,和摇滚史上那些受到最多称赞的名字一样,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

Mercury坦言他无法理解野兽派绘画大师马蒂斯的作品,也始终不喜欢朋克,但当他见到他所欣赏的艺术家,比如同样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Michael Jackson以及被他视为偶像的女高音歌唱家Montserrat Caballé时,他竟可以压制住其极强的控制欲,甚至紧张的手足无措。

Mercury还经常拉着周围的朋友甚至是强迫他们一起观看一盘已经看过多遍的Prince演唱会录影带,3个小时的带子他一看就可以看上5、6个钟头,Freestone发现Mercury如此钟爱这部录影带,恰恰是因为Prince的表演像极了年轻时的Mercury,Mercury看的是Prince,更是他自己。

深爱Mercury的乐评人邱大立曾说“掌控、专注、给予、冲突,Mercury‘这个世界上个性最复杂的人’在45年的艺术人生里,只做了这四件事,但他永生了”,但我觉得,不会开车、不会做饭、从不阅读也不问政治的Mercury一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音乐,他的生命才是他真正的舞台,这或许也是当Mercury发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自己进行音乐创作后,毅然选择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他,要在变老之前死去。

“我想在变老之前死去”,the Who的这句歌词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了无数内心躁动的青年的座右铭,但又有多少人在老去之后还能记起这首曾经激励过自己的歌。当the Who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再次唱起这首《My Generation》,我却想起了Mercury身患艾滋之后才写出的《Barcelona》,谁人没能阻止自己变老,歌唱《谁愿永生》的莫库里却真的永生了。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本书的译者陈震,在摇滚乐书籍翻译领域,能做到外语好、中文好又真正痴迷于摇滚的人并不多,郝舫之后,陈震肯定是其中之一。《谁愿永生》已经是他两年内出版的第三本摇滚乐书籍了,而他为每本书撰写长篇译序交代全书背景、提示书籍主线以降低读者阅读门槛的做法也几乎成了摇滚书翻译的行规。凭着对音乐的热爱,这个做过放射科医生、大学英语教师的退役鼓手还曾促成了加拿大传奇民谣乐队Cowboy Junkies与左小祖咒的跨国合作,他靠翻译糊口,却和莫库里一样,靠音乐活命,我想这也是我对他的下一部译著充满期待的原因。

(本文已刊于《晶报》)

伦敦碗的青年文化狂欢

用有没有得过奥斯卡来比较Danny Boyle和张艺谋并不厚道,但他们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导演。

Boyle说,北京奥运开幕式已经把宏大玩到了极致,他终于不需要再去比大,得以去尝试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借口,以《猜火车》扬名、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登堂入室的博伊尔从来不是笼中物,看完由他导演的伦敦奥运的开幕式,再回想四年前同样由他策划的“伦敦8分钟”,或许他早就铁了心要把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变成一场摇滚乐主打的青年文化的狂欢。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

在开幕式的开头,戏剧演员Kenneth Branagh读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句“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这句话刻在了奥林匹克的大钟上,更飘荡在英伦三岛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伦敦奥运会没有回避工业制造的巨大噪音,也不会拒绝产业工人的底层心声;它既纪念老去的和故去的,也不忘歌唱现在的与未来的;伦敦打破惯例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古典音乐家巴伦博伊姆等非体育界人士担任奥运会会旗的护旗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体育的内核是人的价值——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价值。所以,当几乎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的拳王阿里再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我们依然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各种声音。

因此,Brunel(工程师、英国西部铁路建造者)可以和伏地魔同台,Handel和Adele的音乐也可以先后在奥运的会场响起,而Boyle,他是配乐的天才,他的电影最让人称道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对不同风格音乐的精准使用,而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又一次把这个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既找来了Simon Rattle和伦敦交响乐团,也终于把奥运会的开幕式变成了英国摇滚乐、流行乐的狂欢派对。

在开幕式演出的第五部分,从少女组合Sugababes的《Push the Button》和我挚爱的80年代New Wave乐队OMD的《Enola Gay》开始,在短短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面,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the Who的《My Generation》、Rolling Stone的《(I can’t get no ) Satisfaction》、the Kinks的《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Beatles的《She Loves You》、Led Zeppelin的《Trampled under Foot》、David Bowie的《Starman》、Queen的《Bohemian Rhapsody》、Sex Pistol的《Pretty Vacant》、New Order《Blue Monday》、Eurythmics的《Sweet Dream》、Prodigy的《Firestarter》、Blur《Song 2》、……等20多首横跨不列颠入侵、节奏布鲁斯、朋克、艺术摇滚、New Wave、Brit-pop、说唱、流行等风格的经典歌曲如炙热的火焰,把现场的气氛煽到了顶点。

但30分钟的时间实在太短了,《Song 2》甚至只播了不到5秒,而那些缺席的名字——Animals、Brain Eno、Sting、Joy Division、Bauhaus、Depeche Mode、the Smith、the Cure、Stone Rose、Primal Scream、Suede……,哪一个不是开创了独特声音的杰出音乐家?还有那些更独立、离商业更远的艺术家,比如以Pixes、Dead can Dance为代表的4AD系,Coldcut领军的Ninja Tune军团,还有更多的独立厂牌如Mute、Warp等等,还有那些或许将永远埋藏于地下无人知晓的名字。是不同的歌而非同一首歌让英国音乐有了厚度,是众声喧哗让英国文化变得伟大,是不同的梦想让每一个人真正的有价值、有尊严。

看不到世界有多大,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央视某主持人对开幕式音乐选择过于小众的质疑显得过于的小众了。事实上,无论莎士比亚还是哈利波特,无论Boyle还是憨豆先生,无论古典作曲家Elgar还是朋克乱党Sex Pistol,这些出现在奥运开幕式上的人物,无论他们彼此间差异有多大,他们都在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声音,他们让“这岛”充满了各种声音,而这种群魔乱舞的自由却正是当今文化的根基,英国是当代音乐的基地、是现代体育的故乡,英国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尽管在这些称号的后面或许都要加上“之一”二字,但这依然是值得骄傲的。自信的英国人配得上他们为英国代表团入场选择的曲子《Heros》,当然,是英国人David Bowie而非国人熟知的Maria Carey的那首。

英伦的音乐资源实在太丰富了,利用Chemical Brother、Underworld等电子乐队的音乐,Boyle轻易地编织出史上最具参与感的运动员入场式,或者说他把入场式变成了8万人参加的锐舞派对。也许多数国人仍然对这些音乐感到陌生,但至少可以把80年代叱咤风云的Synth-pop组合Pet Shop Boys的名曲《West End Girl》找来听听,正是在这首歌的歌声中,中国代表团走进了位于伦敦西区的奥运主赛场伦敦碗。不过我想现场的易建联并没有多少心情随着这首带着强烈末世情怀的歌曲起舞,和那些可人的美女旗手相比,他显得太过拘谨了,在NBA已三年的他,应该更放松、更自由、更快乐。

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奥运的开始,也是美好世界的起点。

我不满足

托奥运的福,歌唱无政府主义的Sex Pistol空前甚至绝后地登陆了央视一套,而伊丽莎白二世或许也早就不会为了诅咒般的Sex Pistol名曲《God Save the Queen》感到尴尬甚至愤怒了。在看电视转播时,我曾发了一条微博说“如果Sex Pistol真到奥运现场开唱的话,我多半要骂他们被招安了,虽然他们在10多年前为钱复出时,就已经被招安了”,但反抗终究是朋克的根,是摇滚的核,甚至是一切青年文化的命。

当Rolling Stone给自己的歌曲取名为“满足”时,Mick Jagger的大嘴叫嚣的实际上是“我不满足”;当the Who用《My Generation》为生活在60年代的一代青年命名时,他们的宣言却是“我希望在变老之前死去”;而David Bowie,他不仅是英国人的全民偶像,也是香港人黄家驹、黄耀明的偶像,但这个被称为“摇滚变色龙”的家伙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的形象和音乐的风格,他以操翻自己的方式来操翻这个世界;开创了重金属的Led Zeppelin和艺术摇滚的干将Queen刚刚创造出不同于60年代的新摇滚, 新一代的Sex Pistol、the Clash等便迫不及待的喊出了“干掉Led Zeppelin”的口号,并用三个和弦的粗糙在音乐上彻底站到了Led Zeppelin、Queen等华丽一代的反面。

但当所有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更愿意把这场聚会看做是对反抗、对青年文化的颂歌,这不是什么承认或者加冕,和独立精神一样,反抗精神从来都是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一部分。没有颠覆,就没有创新,没有反抗,就没有未来。所以摇滚青年Danny Boyle会用近30首经典摇滚歌曲向发明万维网的Tim Berners-Lee先生致敬,和Steve Jobs、Bill Gates、Larry Page、Mark Zuckerberg以及所有伟大的黑客一样,Berners-Lee不满足于即成的世界,而凭空开创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台湾人把Punk翻译做“叛客”,我觉得这个翻译比“朋克”更好,每一个生而改变世界的人都是旧世界的叛客,Sex Pistol是叛客,唱着《She loves you》的Beatles也是,Berners-Lee是叛客,改变了英语戏剧、诗歌甚至英语本身的莎士比亚也是。那些批评伦敦开幕式缺少内在结构的论调可以停止了,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工业革命到全民医疗体系,在摇滚和社交网络登场前,Boyle就已经在讲述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至于女皇陛下是不是跳伞下来其实并不重要,就像憨豆先生出演的那个段落所表现的一样,重要的是梦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梦想,每一个人都有创造新世界的权力,哪怕是在梦里,我想,这恰恰回应了奥林匹克的精神——

我不满足,才会有“更高、更快、更强”。

激励一代人

70岁的Paul McCartney童声依旧,当他带领着8万人再一次唱起《Hey Judy》,宛如回到了属于Beatles、属于蘑菇头的60年代,但让我念念不忘的却依然是John Lennon在这首歌最初版本中的胡喊八叫。如果Lennon还活着,他应该会来参加奥运的开幕式吧,他是爱热闹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在奥运现场演唱《Imagine》的场景,虽然我更希望他唱Beatles时期的《Revolution》。Bob Dylan曾经的女友、艺术家Suze Rotolo说“在自由的国家,不需要革命”,但想象力却需要不断地革命。

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曾经说“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人手中”,但隔了50年,奥运的火炬才第一次传到了真正的年轻人手中。当7位无名的青年点燃204片铜花瓣组成的火炬,最适合的歌曲并不是McCartney为Lennon之子Judy而写的《Hey Judy》,而是Pink Floyd献给他们的前主唱Syd Barrett的《Wish You Were Here》,甚至不是“Wish You Were Here”,而是“Wish We Were Here”,在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

我很喜欢伦敦奥运会的口号“激励一代人”,但我更喜欢the Who的《My Generation》,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江湖,但the Who写给60年代的歌曲却是永恒的,“人们总是看不起我/我在他们眼里总是不安定/他们做的事情我总觉得太可怕/我想要在变老之前死去”,青春不止是希望与活力,青春还是失落、不堪和绝望。

Boyle在《猜火车》中拍过充斥着毒品、酒精与性乱的青春。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又讲述了底层贱民的青春,他要激励一代人,但他不会傻逼到板着脸孔去说教,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再用《Hey Judy》来抚慰总是被认为脆弱的心灵,在伦敦的西区,不如来一首《London Calling》或者《London’s Burning》。

但哪一代都不会少了爱,当音乐剧的男女主角穿越几个时代的音乐终于相见,千万别忘了让他们得以找到对方的是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没错,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本文已发于《法治周末》)

爱与音乐的回响

![s6779268[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9/s67792681.jpg)

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 刊于《新京报》,刊发时标题为《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