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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的几场演出

一、

激动了两三个月,终于看到了 Tortoise 。

Tortoise 香港站的演出地点没有放在酒吧,而是选在了中环的披萨店 Grappa's Cellar Jardine House 。演出前我挺当心他们的音响质量,毕竟 Tortoise 的音乐对声音的品质和细节呈现要求很高,但 Grappa's Cellar 的音响却超乎想象的好,如果说这才是专业的话,前不久明里暗里批评参演乐队不够专业的草莓、迷笛其实真的不够专业。

现场的 Tortoise 比唱片里的更简约,从乐句到段落到整体的处理也更直接,轻易就制造了极为浓厚的迷幻氛围。而且他们的现场比唱片能量更足,本来觉得会很雅皮的现场从一开始就是热的,并且一个半小时绝无冷场。Tortoise 是特别「现代」的艺术家,既彻底开发了录音室的潜能,又能把握现场的特点,无论是录音室还是现场,都恰如其分地玩出顶尖的水准。

Tortoise 现场的一大看点是乐手频繁换位和每个乐手对多种乐器娴熟的驾驭能力,但他们并非为炫技而炫技,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他们对音乐、声音超凡的理解和构建能力是相匹配互促进的。他们的动机转换、对一个动机的反复演进、实验不但形成了听觉上的快感,更是在挑战听众的智力。

二、

在深圳明天音乐节的舌头专场,我又一次看到了无数挥起的食指和小拇指,但我不觉得这个符号般的食指与小指和中国的摇滚乐有什么关系,它更适合出现在“中国好声音”这类娱乐节目,伴随狂欢的呼吼“肉啃肉”。

中国的摇滚乐,如果要有一个手势,它应该是拳头,应该是中指。或者说,对应于中国的现实,好的摇滚乐,要么是反抗(对抗)的,要么侮辱的和被侮辱的。

舌头曾经是反抗的,现在也是。从双吉它到双鼓手,相比十多年前,舌头的音乐甚至更噪、力量甚至更强,但相比十多年前,舌头的核其实还是变得更为内敛了。这从舌头的新歌可以听出,“一万个名字”、“喀什的天空”,这些本是吴吞个人时期的民谣作品,而在老歌的演绎上,郭大纲的键盘带来了更多的迷幻色彩,而朱小龙的吉它和吴吞的唱,都更加的节制了。

内敛和节制是褒奖,而非贬义,事实上,对诗意匮乏的中国摇滚,舌头是为数不多有着诗性的乐队。和另外一支杰出的乐队盘古相比,同样关注现实、同样歌词精彩,舌头的方式和盘古的却是迥然不同的,盘古是战士,音乐只是武器,这可能就是盘古数十年如一日疯狂创作却仍佳作频出不显疲态的原因之一。而舌头是诗人,但决定一个诗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往往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表达层面的,他的态度立场和他要说什么。

舌头的音乐依然是有效也有力的,但技术层面的完美和诗意的膨胀,经常只是颓败的起点。它需要更多新的作品,或者说,我期待着舌头用他的方式更直接的回应这个时代。

三、

能让五万粉丝买贵价票挤满场地的是五月天,卖100块拥进500人的是舌头,免费还只有50个观众的是驳倒。

如果说舌头其实是拳头,那么驳倒和整个农业金属就是那根永远朝自己竖起的中指。在这个时代,不懂得自嘲的人不仅缺乏必要的幽默感,还常常都是自卑的玻璃心,而接受不了自辱的人,也往往流于理中客式的小清新,思想无脑审美无能勃起无力,艺术不过是自我掩饰的遮羞布。

遗憾的是,驳倒现在的现场多少有些平淡,既没有脱裤也没有撸管,偶尔刺激性的言辞也因为整体的矜持而没有撑出足够的气场。当然,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期望也许比对舌头还要多很多。

不过他们用那些烂俗的流行歌改编的淫秽小调在现场还是引起了一次次合唱和放肆的哄笑。这种哄笑我也曾在李志的现场听到过,我一直说李志太滥情了,但我不喜欢李志的真正原因是李志骨子里对恶俗和现实的谄媚态度,当他脱下裤子,那不是在侮辱而是叫卖,比起戏子般的“人民不需要自由”,我还是更喜欢贱民Low逼的“The Dog Song”——“做人不如做狗,做狗还有自由”。

四、

最近一两周,看过的好演出还有马木尔和吉田达也的合奏、马木尔和朱小龙的合奏、Don Vito 的专场,错过了红孩儿、响马、小河和 Elliott Sharp 的合奏以及 Iva Bittova。

好吧,刚刚提到的这些演出都出自深圳的明天音乐节,所以我想说的是,明天是我现在在国内最喜欢的音乐节,我期待着下一届。

四月随感

一阵瞎忙,博客也快荒了,随便写了三段,证明它还活着。

一、

几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弱势者自以为是、因袭守旧的可怕。我非常赞同茅先生的观点——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但也不能因前人所处的环境和必然存在的局限就放弃对其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的批评,不然,不但很难解释中日同遭列强叩门却自此路不同途的历史现象,也很难解释中国人身上混合了自大和自卑却唯缺自省的特殊基因。

胡适先生说「宽容比自由重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句屁话,被中国人选择性宽容的往往都是最该被丢弃的那些东西。

二、

地域歧视是中国的传统,泛泛地说,大约和上千年来集权专制和等级制度造成的权力、财富、文化不均衡的分配格局有关,所以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香港人也看不起内地人,更小一点,东城人看不起通州人、静安人看不起奉贤人、住中环的看不起深水埗的,就连我昆明人不也看不上地州人。

比地域歧视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处理歧视的方式——接受(默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地位者的歧视,然后去歧视比自己更没权没钱没地位的人。但权势财富地位往往如浮云瞬息万变,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是常事,而中国人的方式经常是,在得意变失意时近乎变态的压抑自己去卧薪尝胆,而由失意变得意后又少不了变本加厉的报复。用钱砸老板的脸、购遍全球享尽价差之后自诩拯救了他国经济、还有力挺「当街便溺」本质上都一样,要证明的无非是自己胳膊粗了、翅膀硬了、大国崛起了,但这种「我有我可以」般的无端自大暴露的其实只是已经深入骨髓的自卑。

所以胡适先生倡导「宽容」也是不错的,少了宽容、少了自省,「不卑不亢」往往就是「又卑又亢」。

三、

不喜欢《天注定》。

艺术要不要关注现实从来就不是问题,如何做现实才是挑战。中国的现实足够荒谬,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敢于去使用现实事件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作品,相反,由于现实事件是既定的、路人皆知的、人人可用的,对艺术家的趣味、眼光、才能和胆识反而有了更高的要求。

《天注定》的贾樟柯和《第七天》的余华一样,用罗列、拼凑现实事件替代了艺术家对现实的挖掘、提炼和升华。艺术家不是记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还原现实只是手段(之一),而非使命。优秀艺术作品应该产生超越现实的震撼,或者对现实发出足够强大的回应。但在《天注定》中,震撼观众的不是电影,而是故事背后的现实事件。比起现实,身兼编剧导演二职的贾樟柯却遗憾地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东西。

联系《天注定》曾经过审的事实,阴谋论地说,贾樟柯对现实事件这种四平八稳的处理,多少透着些中国式的狡黠。何况现实的焦灼与现实题材的敏感,早已让「现实」成为一门利润客观的生意,使很多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动机变得可疑。当然《天注定》中还有诸如围观磕瓜子这样真正让人刺痛的片段,是这些片段让我宁愿相信《天注定》不过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维持着对导演贾樟柯本人的信任。

从人山人海到天平山下

如同有一类唱片被称为「概念专辑」,黄耀明的「天平山下2014演唱会」也可以命名为「概念演唱会」。

这并非黄耀明今日的发明,善于创作「概念专辑」的Pink Floyd也是制作「概念演唱会」的高手,他们以“The Wall”柏林现场为代表的一系列「概念」演唱会早已成为滚迷必修的经典。黄耀明自己,也曾在1997年的「人山人海演唱会」和2012年的「达明一派兜兜转转演演唱唱会」这两场杰出的演出中把「概念」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

今年的「太平山下」,从形式上,延续了经由「人山人海」和「兜兜转转」已臻成熟的手法,它在曲目选择上的大量翻唱——借别人的歌完成自己的表达,和「人山人海」如出一辙;而在「兜兜转转」中最使人震撼的视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平山下」最为出彩的部分。

但这并非因循守旧,或者说,技术的完备固然可能导致内核被抽空而掉进形式的桎梏,却也可能创造出更开阔的表达空间,区别或许仅仅在于艺术家是否有话要说。摇滚乐从来就不仅仅只是音乐,事实上,当我们说「摇滚死了」,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的摇滚乐已经丧失了音乐形式上的繁殖能力——新世纪以来没有诞生任何有影响力的新的风格分支,反而出现了整体性的怀旧风潮——更因为摇滚乐丧失了言说的能力,陷入了无话可说只得娱人愚己的境地。

而黄耀明,依然是那个可以让我感受到疼痛的歌手。

他最可钦佩的地方,还不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介入,而是他从容地游走于主流与地下之间的独特才能,他不仅从未因商业的裹挟而失语,还借助商业放大了自己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当一拨又一拨披着「独立」、「抗议」外衣的投机者现形退散之后,他「大时代歌手」的身份反而愈加的清晰了。

和「人山人海」、「兜兜转转」一样,「太平山下」的中心依然是香港,而黄耀明的表达也依然是极度个人化的。但和「人山人海」关注97、「兜兜转转」直承世事不同,「太平山下」讲述固然是香港史,但首先是黄耀明的个人史。

他回忆童年,为母亲献上了「不了情」和「忘不了的你」;他讲述了自己的判教、初恋甚至最初的性体验。如果不把这些看做娱乐八卦,就会发现由黄伟文念白纪念张国荣的「这么远那么近」以及他第一场邀请林宥嘉合唱「漩涡」、第二场同何韵诗合唱完「漩涡」后的激吻,都是严肃而极具象征的仪式。如果说开场曲,发表于黄耀明出生的1962年的「劲草娇花」联通了黄耀明对香港变迁和对自身成长的叙述,那么这些诱惑又充满暗示的仪式则应和了演唱会后半段对现实政治直截了当的发言,因为两者都是对自由与人权的追求。

性即政治,身体即政治,而大友良英也曾说「音乐从来都是政治」,何况我们身处如此焦灼的现实,回避政治往往不是厌恶政治,而只是向权力献媚的自我阉割。但艺术家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多样的,在「人山人海」,黄耀明唱的最政治的一首歌恰恰是黎明烂俗的情歌「情深说话未曾讲」,这不是孤例而是他一贯的方式——隐喻、双关和在暧昧含糊外壳下设置层层叠叠的暗语机关。

但「太平山下」远比「人山人海」直接,因为黄耀明当年在「人山人海」穿着五星红旗内衣和米字旗外衣提出的问题,也是对香港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一国两制究竟会怎么样?」,到了「太平山下」,已经有了答案。如果说他在「人山人海」中翻唱「勇敢的中国人」,虽有末世之感但仍然是乐观的,那么此次演唱嫁接了「天问」前奏的「一无所有」,则已在愤怒中渗透了绝望。所以,当唱到「你真伟大」,背景屏幕在一连串波普式的政治人物头像和名人名言之后,闪出预言般的「达明一派说: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时,对任何观众都是彻底的震撼。

但「一无所有」本非一首绝望的歌,就像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歌「太平山下」,尽管满是辛辣的批判和戏谑的讽刺,但基调仍然是期许和希望,而终场曲「一一2017」更代表了黄耀明所说的「天真的乐观」。只是当演唱会视频中「人人日报」取代「日月报」的画面越来越成为香港的现实时,天真的乐观也不免将沦为虚假的希望。

所以我还是更偏爱「下流」,更偏爱「今夜星光灿烂」,因绝望而决绝,因不再抱梦希望反而更有力量。

Laibach 在香港

没有“Final Countdown”,也没有任何一个创始成员,我在香港看到的 Laibach 和我热爱的那只黑暗的工业乐队多少不像是同一个乐队了。

不过,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Laibach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乐队,曾说出“We are fascists as much as Hitler was a painter”的他们首先是态度极端的政治团体,其次才是融汇多媒体、架上艺术等多个形态的艺术团体。他们此次在香港的巡演,除了音乐演出之外,还包括了展览和现已退居幕后的前核心成员 Ivan Novak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

近年的 Laibach 已经不复早年的黑暗暴力,洪水般磅礴的噪音已经收敛,现场甚至没有曾经的标配军鼓,只靠键盘和合成器就完成了音乐的框架。干净、凝练、整齐,甚至让我以为台上是另一队 Kraftwerk 的分支。

当天的曲目以 Laibach 今年的新专辑“Spectre”中的歌曲为主,而在“Volk”之后才加入乐队的女歌手兼键盘手 Mina 也成为了整个演出的焦点。她的歌声实在太清厉、太美了,现场听远远超过了唱片当中,无论是新专辑中的“Koran”,还是翻唱自 Beatles 却早已变成 Laibach 名曲的“Across the Universe”,都完美得无懈可击。她放大了藏在 Laibach (包括所有的黑暗音乐)中的美,但却过于美了,这也是我对 Laibach 最近几张唱片越来越爱不起来的原因。

当然,Laibach 那标志性的整齐划一、凛冽强悍的节奏还在,举手投足宛如纳粹军官的 Mina 也一动一静间演绎何为“冷酷”,而现场由 Ivan Novak 主理的多媒体视频也相当震撼。他们翻唱了 Bob Dylan 的名曲“Ballad of A Thin Man”,但只要一耳朵,就可以辨别出那出自 Laibach 的手笔。到了第二次返场,他们也终于唱出了早期名曲“Live is Life”(现场唱的是德语版),Laibach 变了,但根还在。

现场最意外一个高潮是当 Laibach 唱出改编自“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Zhonghua”时,台下乐迷却开始齐声呼喊“Hongkong is not China”。这场演出几乎没有法西斯的色彩,但就在演唱地湾仔旁边的中环,一个新的军港正在建设……

在香港逛书店

每次去香港,都会抽时间去逛逛书店。

最初,我常去的是旺角西洋菜街的田园、乐文、开益等几家二楼书店,这些藏身于闹市的书店都很小,装修朴素,陈列简单,只是满满当当堆满了书。后来诚品在希慎广场开业,加上乐文、开益在铜锣湾也有分店,而且可以顺便去 White Noise 淘黑胶,我去旺角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

比起中文书店,售卖英文书为主的书店大多高端,比如 Page One 和 Kelly & Walsh ,不仅在多个购物中心都开设有分店,店面的装修也豪华高档。我常去的是时代广场的 Page One,陈列很精心,书也非常多,尤其是艺术和摄影,多得让人咋舌。我也去过 Page One 在深圳的分店,气派不减,但书的数量却不如香港。

我也去过几间香港的二手书店,其中最喜欢的是中环的书阁,虽然从没在那里买过书。书阁也兼营旧书修复的生意,所以店内的书虽是旧书,却都保存完好。我不是特别认同这种对书籍成色的执着,和店主营造的优雅氛围也有些隔膜,却很羡慕这种居于闹市的平和。

在香港买书,最大的好处是多。不仅是书的种类多,而且由于出版自由,出版社多如牛毛,各家书店也大多兼营出版,除去如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高华的「红太阳」等少数高光作品,一家书店和另一个出售的品种千差万别,随意逛逛的话,乐趣远超出售品种雷同的大陆书店。但苦处也在这里,若专门要找一本书,往往跑断腿还不得,比如我最近几次去香港都在找的万润南的自传「商海云帆」。

大陆客对香港书店的影响也很大,多数书店都有很大的面积在出售针对大陆客的禁书,甚至还有了像「人民公社」这样标榜专售「禁书」的书店。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好书,像「红太阳」或者「墓碑」,但更多的还是地摊文学式的政坛秘闻。这些书的泛滥,和每个购物区都大量存在的针对大陆客的金店、药店、化妆品店一样,已经破坏了一个城市的生态。这不是蝗虫的错,但走狗的哀伤与愤怒,我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