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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猫

在中国的企业里,马云和他的阿里系是极擅长品牌塑造、宣传与公关的,但阿里系在去年的几次公关行动,无论是年初的“卫哲辞职”、年中的“支付宝与VIE事件”、或者年尾的“商城加价”,都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引发的更多是质疑与批评,这些极尽忽悠的公关行动甚至已经伤及了马云苦心经营的,包含了诚信、自强、公益等等要素的创业者形象。

2012一开年,阿里就再度上演好戏,1月11日,它把旗下的“淘宝商城”正式更名为“天猫”。虽说上有“虎妈”(尽管不知该算后妈、还是干妈)的阿里巴巴生下一只“猫”从遗传来说也属正常,但“天猫”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人联想到阿里宣传的“时尚、性感、潮流与品质”,反而引来了一阵对“天猫”的戏谑与调侃。

在我看来,以“天猫”代替“淘宝商城”无疑是一个很二的决定,但又不止二那么简单,下面就仔细说说我的看法:

一、淘宝商城应该更换品牌吗?

个人认为:应该。

以最简单的逻辑解释,阿里系事实上已经形成了B2B、C2C及B2C三箭齐发的业务格局,B2B有阿里巴巴品牌,C2C有淘宝品牌,B2C已经做大,理应享有一个独立的品牌。

当然,这么理解既牵强,还有些儿戏,我觉得促使淘宝商城更换品牌的关键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尽管同属零售业态,但B2C和C2C的个性是不一样的,C2C天然的需要一种杂乱的感觉,哪怕有人漫天要价、哪怕其中掺杂了部分假冒,也可以阿Q般的认为乱报价和假冒的存在以另一种形式增加了“淘”的乐趣;而B2C,“真”和“明码实价”当然是最基本的,更高的品质也是必须的。个性不同甚至有些冲突的B2C和C2C如果长期共用一个品牌,难免造成品牌的分裂,进而限制业务的发展。

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以商城为代表的B2C业务其实已经超过B2B和C2C成为阿里系最核心的战略业务了,如果B2C业务的存在只是为了补充C2C,那两者同用一个品牌或许影响不大,但现在B2C已经处在了比C2C更关键的战略位置,而“淘宝”的品牌形象又如此深入人心,“淘宝”这个C2C的品牌事实上已经成为了B2C业务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在淘宝购物,无论是商城还是小卖家,是不是总会下意识的想想这个东西真不真,价钱还还能不能再砍一砍,而我们去亚马逊、京东买东西时是基本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如果说在B2C业务起步的初期,“淘宝”的品牌和流量输出是商城业务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原因,那么当B2C业务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时,为B2C建立新品牌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里也简单地分析一下为什么B2C会成为三大业务的核心:

1、B2B成功的根本在于中国商业恶劣的信用状况,作为一个有着浓厚“中国特色”的产品,阿里巴巴的B2B在全球拓展的难度甚大,而它在国内的基本盘也会因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萎缩(尽管这必然是一个无比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长远看,B2B对阿里系的战略价值将越来越低。

2、C2C的淘宝,当然是阿里系做强做大的关键,但C2C的交易模式本身注定了C2C在交易金额、营收、利润贡献上存在很大的局限,就像C2C的秀水街、襄阳路再火,更赚钱的还是B2C的燕莎、一百。10多年前,C2C的Ebay也比B2C的Amazon要更风光,但现在还有谁会拿Ebay去和Amazon比较?早已不是一个量级的公司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Amazon有贝索斯这样的商业天才而Ebay没有,但反过来说,以眼光长远著称的贝索斯选择了B2C而非C2C,这其实恰恰证明了B2C比C2C更具发展的潜力,事实上,在整个零售业里,自从B出现以后,主流从来都是B2C,C2C再也没有扮演过陪衬之外的角色了。 所以,当阿里系实现了在B2B、C2C包括支付领域的垄断之后,马云没有理由只把可能带来最高财务回报的B2C作为一个用来完善生态的补充业务,我相信在马云及阿里系高层的价值排序里,早已是B2C>C2C>B2B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来,马云会不惜得罪淘宝卖家,采取流量输出、资源倾斜等强力手段去扶持淘宝商城。

其三,B2C启用新品牌,对C2C业务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别的不说,通过两个品牌可以对B2C与C2C业务进行更清晰的划分,从而更灵活地制订针对卖家的政策,而不用担心因混淆而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做个马后炮式的假设,如果去年淘宝商城就已经换了天猫的品牌,那么它对商户的加价政策很可能就不会引起众多淘宝小卖家的反弹了。

更长远的看,B2C业务的规模超过C2C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两者共用一个品牌,那么C2C就算没被B2C压断了气,其卖家的生存空间也肯定被压在一个极小的范围,现在让商城独立,其实也是为淘宝自身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综上,淘宝商城更换品牌,对阿里旗下的B2C、C2C业务是一个双赢的决定,我相信阿里还会出台一连串的动作,让B2C、C2C彼此更独立,当然它们共享的入口是不会变的,无非是现在由淘宝分流到天猫,而未来可能是天猫回输给淘宝(比如在天猫的搜索结果中将优先出现对“个性店家”、“个性商品”的推荐)。

二、“天猫”,二到家的名字

决定了要换名字,那重点就移到了怎么取一个好名字。但遗憾的是,“天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名字。以我的理解,坏名字有两大特征:

1、不自然、不流畅,生造痕迹明显;

2、容易被起诨名、绰号; 不幸的是,这两大特征“天猫”全有,而且阿里系想以“猫”来代表“时尚”,但“天猫”除了有些妖气,实在看不出有多少时尚的意味。把一个很二的东西强行贴上时尚的标签,还妄图拿去代表时尚,这个行为也实在二的可以。

三、可疑的决策过程

“天猫”很二,但名字对一个品牌、一个公司、一个人的影响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何况以阿里系的能量,依靠广告与流量,“天猫”的不自然迟早也会因习惯而变得自然,“天猫”的二也会随时间被磨平,只要天猫业务一切顺利,很快就不会再有人来讨论这个名字二不二了。

但“天猫”这个名字确实很糟,但比这个名字更糟的也许是这个名字出台的过程: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在发给天猫员工的电邮中称“为什么用猫这个形象?感谢马总,在我焦头烂额、绞尽脑汁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我:‘猫怎么样’,哈哈,太好了。”

而天猫总裁张勇则说,天猫这个名字,他最初也听不惯,只是叫得多了才熟了。 我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只能从阿里两位高层的发言来分析:“天猫”至少是“猫”乃马云亲定,而对马云亲定的这个明显存在问题的名字,一个高管的反应是立马叫好;而另一个高管,尽管有意见,却宁肯熬到听熟了,也不去向马云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去说了他的意见,但马云没听,然后他的意见很快就被一片叫好声淹没了。

阿里系已经官僚化了,上级在员工心中的“地位”彻底压过客户与产品,或者说上级就是客户,而迎合上级就是产品。最为可怕的是信息的交流受到限制,上级为了显示权威要垄断一部分信息,下级为了迎合上级会“选择性输送”甚至歪曲一部分信息,而同级间为了各自部门的小利益会刻意封锁信息,最终尽管组织可能得到了所有的信息,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完整的拼图。

如果联系卫哲辞职事件,就会发现马云握有的不止是阿里的决策权,还垄断了阿里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这意味着马云不只是阿里系的创始人、老板等等,马云更是阿里系的“教主”。

但教主的出现并不能解决机构官僚化带来的弊病,反而只能让这些弊病加强,让官僚化变为专制化,让专制变为独裁。有一句很操的话叫“独裁者都是低能儿”,这不是说独裁者天生低能(反而他们大多都是聪明过人的人),它的真实含义是独裁体制必将把独裁者变成低能儿。

如果说以前的马云是看得准也做得对,那么现在他依然看得准,但已经经常做错了,那么以后呢?

再次说到马云,再次说到支付宝

一、有关契约

让我意外的是,在最近因支付宝股权重组引发的风波中,“挺马”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那些“挺马”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买过阿里巴巴(HKG 1688)股票的,现在还继续持有的人又有多少?作为一个曾经买过阿里巴巴股票的小小股民,我庆幸的是我早就抛掉了那些股票,这样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哪天马总再次先斩后奏像终止支付宝“控制协议”那样,祭起“国家安全”的大旗、拿出“100%合法”的原则把阿里巴巴1688的“控制协议”也终止掉,不然看着电脑上跳跃的数字瞬间归零,你说我是去搞条绳子、找把剪刀,还是去学杨佳、钱明奇那样磨菜刀、制炸弹,或者像史玉柱那样为马总的爱国行为唱上一首红歌?

这句话当然近乎玩笑了,理性的选择是先看看马云开出的补偿条件。相信和这次马云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与雅虎、孙正义间的补偿谈判一样,宣称要建立“新商业文明”的马云肯定也会给予所有股东包括中小股民补偿,但问题有二:一是一个甚至一群小股民怎么可能具备雅虎、孙正义那样的谈判实力,何况就算是雅虎、孙正义,不也被马云批评为自私自利,当他们不以“阿里巴巴大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我(指马云)的利益”为根本来考虑问题时,一切的损失在马总眼里皆因自作孽;二是和拆迁类似,有房子在,或许还可以做“最牛钉子户”,假如房子已经被强拆了,掌握谈判主动权的只会是马云,何况他“不完美但是正确”的行为不仅“100%合法”,而且合乎国家安全。

当然补偿谈不拢,还可以上法庭,而理由也只肯定不外乎这一个——违反契约。

就像我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一样,我也相信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契约与产权是高于其他东西的,契约与产权就是经济与商业的自然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契约或者侵占了他人产权则必然违法(何况是以违背契约的方式侵占他人产权),如果一项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及其执行效果)与契约及产权的精神相冲突的话,那么要检讨和修正的不是契约与产权,而是法律与政策。

二、有关安全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及他在媒体沟通会的发言里,他连篇累牍地讲了一个问题——“国家安全”,他甚至感叹到“我第一次对国家央行有对未来国家安全考虑而敬重”。

那么支付宝的支付数据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财新网的《支付宝考验》和易凯资本CEO王冉的《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都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他们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影响不大。王冉还进一步假设,“就算支付宝真的掌握了关乎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核心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似乎应该交与政府掌管,而不应让一个由两个自然人发起设立的公司成为它们的实际拥有者”,当然,马云已经放出话来“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尽管这话听起来与善于言辞的马总说过的另一些话是一个味道。

而且从商业上我也很难理解马云的这些话,就算淘宝不考虑海外的拓展(其实已在开拓日本市场),阿里巴巴也是有大量海外客户的,现在马云宣布他的公司和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民众会怎么看待他的公司,如果说央企、华为的海外并购频遭抵制是因为他们不可改变的背景,那么马云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

对比一下联想吧,说爱国,老柳可真是发自内心的,“产业报国”在他那里可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但国际化了的联想却迅速将其使命“去国家化”而调整为了世界性的主题,比如“创造世界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获得更新、更好的技术”等等,主动融入世界的联想是不会被排斥的,所以它刚刚完成了对NEC的收购,就又顺利的并购了德国公司Medion,而所有的评论都只讨论联想的战略与竞争的格局,而未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回到安全,实际上安全并非不重要,反而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这里说的安全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个人安全。

和对国内邮箱、IM的态度一样,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支付宝能给我什么真正的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随意的查看一个人的邮件,也就可以随意利用一个人的支付信息,当一个企业和所谓的“国家安全”如此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被国家安全掩盖了的个人安全,总会让人觉得那么的不安全。

如果把诚信和安全看做支付行业的两根支柱的话,那么马云这次不但一脚踢飞了其中一根,还顺带让本就不很结实的另一根看起来那么的摇摇欲坠。

三、有关VIE

由马云“爆料”而掀起的关于VIE的讨论多少有些不痛不痒。

VIE的支持者大多强调VIE结构对中国互联网及创新行业的巨大贡献,但却每每卡在马云讲到的“完全合法”,因为有没有作用和违不违法是两回事情,不管VIE产生了多少正面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就是绕开法律。

而反对者呢,除了举着“100%合法”的大旗在道德层面诈唬一下,又实在是提不出什么可行方案既代替VIE又维持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如果用马云最新出炉的“合法、透明、健康发展”的商业三原则作为标准,那么有了“合法”,几乎就断送了“健康”。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VIE的错与对,而是互联网、新闻、支付等领域外资究竟能不能进入。如果不行,那么VIE也不行,如果可以,其实又何必搞什么VIE。

现在的局面很类似1978年的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按了血手印把田分了,而事实又证明不分是不行的,那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确认分田到户有理,还是回到人民公社,挑开潜规则并不可怕,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才是关键,上一次选对了,这一次呢?

如谢文在微博上所说“这轮进攻已经触及改革开放的底线了。三十年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或者毁于一事”,但这已经不单单只是勇气与智慧的问题了,它涉及意识形态、涉及权贵利益、也起决于官方的改革动力,但这已经是任何人都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了。

比如VIE的支持者,明知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外资禁入的政策和过度监管的体制,却只在VIE的合理性上进行争辩,《创业家》甚至在其《关于VIE的看法》中呼吁“不要引发政策之争”,在红歌高唱、国进民退整个政治经济都全面左转的当下,求得政府对现状的默认肯定是更安全的做法,一旦刨根问底不成,伤得最重的肯定是企业和它的用户。

又比如央行,从财新网在《支付宝考验》中提供的信息来看,在外资是否可入、VIE是否可行的问题上,央行又打起了其擅长的太极拳。央行相关人员给财新传递的信息——内资可拿牌照、外资可走国务院审批通道、VIE的事以前不了解现正在研究——以其说是央行给外资进入留出了空间,不如说是央行给自己留出了空间,因为现实是没有一家企业是以外资持股身份走特别申领牌照的,把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搁置起来远比卷入漩涡要好,毕竟十八大在即又有稳定高于一切的天条,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尴尬的人是马云,在业内固然是千夫所指,送给央行的黑锅又被原包退还,而他提出的、或许可以促成又一轮开放的问题,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被河蟹得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故事——关于他为了私利而拍给体制的一个马屁。

四、有关马云的决策

在马云发给胡舒立的短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论者注重的是评论本身,而当事人必须关心正确的方向和用正确的方法把事做完了才考虑参与评论。”

这句话的一个潜在意思是评论者评论完就完了,就算错了也只要承担评论错了的责任就可以,而当事人必须为事情的全部负责;评论者可以只在理论和道义上进行分析,而当事人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可行的方法。

不少人说由于政策本身的模糊,VIE结构在国内的既成事实普遍存在,加上支付宝的规模,就算支付宝以VIE协议控制的模式申领牌照,央行也必将进行慎重的考虑,协议控制不会有问题。

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政策的解释与执行往往又有很大的随意性,用老罗的话说,他可能10年不查你一次暂住证,也可能1天查你10次。除非你是红到牙齿的太子格格,不然谁又敢肯定自己对政策口径的把握100%准确,谁又敢拍胸脯肯定马云所说的央行明确告知支付宝要获取牌照就必须内资化而且不能存在协议控制不是事实?

批评马云容易,但把你我放到马云的位置上去,谁又会拿自己的企业去做政策的试金石?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内,面临的生存环境是残酷的,除了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之外,还有诡异的政策环境——严厉的行业准入、过度的监管、不完善而又模糊的政策、随意的执行和深入骨髓的腐败。

诡异的政策环境让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显得更加脆弱,市场规则受到漠视,短期利益被无限放大,而这些恰恰是企业理性决策的天敌,却也恰恰容易成为企业恶劣决策的促因。

马云错了,错不在目标与方向,无论是支付宝要取得牌照,还是要从雅虎手中夺回阿里巴巴的绝对控制权,而在于其借着政策环境之乱,只求利益而漠视基本规则的做法。

还是我在《从迪伦到支付宝》中写的那句话: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五、有关社会责任

关于马云之错,我觉得王冉的话讲的最到位:

“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通过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最后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马云是最爱讲“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之一(也可以说是把“社会责任”讲得最深刻的中国企业家之一),而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较高的层级(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但马云说他不关心政治。

谁他妈关心政治?

只有捧体制臭脚、给芝麻绿豆都贴上“国家安全”标签、口口声声理解了政府的苦心的人才他妈的关心政治。

蜘蛛侠说“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马云却做了相反的事,他曾经是我尊敬的创业偶像,也因此,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后悔。

从迪伦到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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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为迪伦中国巡演画上句号的不是香港站,而是5月13日迪伦发在他官网上的一篇名为《To my fans and followers》的声明。

在这篇声明里,迪伦讲述了他在中国演出的真实情况,反驳了一些虚构的报道,特别对传闻中因文化部不发放批文而导致原本2010年就可进行的中国巡演流产一事进行了澄清。

迪伦说,事情都是一个中国演出商(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台湾商人)搞出来的,他在未经迪伦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宣传,甚至印制了门票并和一些团体签了约,而当时迪伦其实并没有来中国演出的打算。后来事情黄了,这个演出商便声称演出未能举行是因为文化部驳回了迪伦的演出申请,以此推掉所有的责任。

关于这件事,我曾在《又闻迪伦到中国》一文中写过,正是由于严厉的言论控制和以审批制为特征的演出市场垄断,无良演出商的谎言才得以掩盖真相,“什么样的鸡就下什么样的蛋”,能黑流氓的多半是另一个流氓。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了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件事——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股权转让,一出雅虎和阿里巴巴团队联手表演的活报剧。

按雅虎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支付宝也随即发表声明,反驳了雅虎的说法,称根据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了确保支付宝可以在国内拿到第三方支付的牌照,将支付宝70%的外资股权转入到一家独立的中国公司是早在2009年7月进行的阿里巴巴董事会上便确定了的事情,而当时雅虎是在场的。

我个人觉得阿里团队的说法更为可信一点,理由有二:

其一,马云不敢。如此重要的交易如果没有董事会和雅虎、软银两大股东的认可(至少是默许),马云的擅自操作就算没有触犯法律,也是在拿阿里巴巴的股价及淘宝、支付宝的上市前景开玩笑。更可能的情况是在09年7月的董事会上讨论了支付宝中资化的原则与框架,并确定了第一步(09年8月)交易的具体方式与金额,而对第二步的交易则只有一个大致方向而没有具体的细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马云却以这份董事会决议把已明确的第一步和还含糊的第二步都做了,其结果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原因,没必要。央行关于外资不得介入第三方支付的政策雅虎方面肯定也是清楚的,尽管央行表示对于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开放政策正在制定之中,但和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样的表态是不靠谱的,没有任何企业敢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这种没有时间表又难测深浅的政策上。对雅虎而言,尽管它不愿意支付宝划出阿里巴巴集团,但它同样不能接受支付宝因失去牌照而无法在中国这个核心市场经营并进而引起淘宝的动荡,让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的下属企业变成关联企业也几乎是雅虎唯一的选择,在雅虎与阿里团队因控制权之争而越走越远的情况下,雅虎现实的要求或许只是一个合理的收益补偿而已了。

![2665_1[1]](http://dharmasong.net/wp/wp-content/uploads/2011/05/2665_11.jpg)

真正的问题就出在“合理”二字,无论以什么估值方法,支付宝的交易金额3.3亿都显然是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看似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避税,内部交易、关联交易通过故意做低交易价格来规避税收及财务费用自然是通行的做法,但雅虎与马云,尽管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早已是两家人,“避税”的结果仍然是雅虎受损,马云得利。

无论如何辩解,雅虎在支付宝争夺中的被动与失控已显露无疑,这既是引起雅虎发飙的真正原因(所谓困兽犹斗),也是投资人对雅虎失去信心并致使雅虎股价大跌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拖延信息发布,比起丢失了一个核心资产,缺乏控制力又不够诚实的公司更令人失望)。

雅虎输了,但马云也没有赢。

无论把此次支付宝的交易称为“巧取”还是“豪夺”,马云都确确实实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尽管马云可以拿着央行的《办法》说事,但3.3亿远比《办法》更能说明问题,“马云欺诈雅虎”几乎是美国财经媒体对这一事件最主流的解读,而投资博客The Reformed Broker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Red Collar Crime Wave》的博客更是流传甚广。在文中,博主Joshua Brown以此次支付宝交易为例讲述了中国公司的欺诈行为,并建议所有的投资者抛售中国公司的股票(文中提到的公司还包括新浪和百度)。

尽管从Joshua Brown的文章里面挑出偏颇的地方不难,但偏见不是一天形成的,“Made in China”山寨、低质的名声也不是一天筑成的(纵使并非所有的中国制造都是低质的),如果有违公平交易的事件一再发生,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是会用脚来说话的,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支付宝既不可能永远不上市,更不会选择在上海、深圳上市。

最新的消息是马云已经邀请雅虎和软银对支付宝交易一事再度进行协商,相信协商的结果一定是一个总额接近合理但形式多样的补偿方案,不过这既无法挽回雅虎已成的颓势,也很难扭转投资者对阿里团队已发生微妙改变的看法。

总结马云的失误,其实不在于他夺取阿里控制权之心,而是他过度地利用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外资禁入这一政策带来的优势,如同试图运作迪伦巡演的演出商过度地利用了演出审批制的恶名一样。

栽赃的谎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借刀杀人者也不可能永远把责任推到借来的刀上。

不过让我把迪伦巡演与支付宝交易联系起来的还并非马云与演出商行为的相似,而是和被演出商栽赃的对象其实很脏一样,马云借来的刀也不是什么好刀。

由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其他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号称要来规范市场、促进市场发展的,但甚至不需要深入地分析这个《办法》的具体条款,只看一个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窥到这个文件真正的成色。

在《办法》出台前,国内几乎所有的第三方支付产品都是外资背景的,无论支付宝、财付通,还是市场份额小得多的易宝支付、拉卡拉等,而且在这个领域也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恶性竞争事件,而且用户支付的安全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

如果严格执行央行的规定,这些企业要么退出中国市场,要么被有牌照的公司收购,要么如支付宝般进行重组剔除外资股份,当一个并不坏的市场里面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因一个政府文件而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甚至直面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很难说这个政策是在规范市场了,其实它就是在破坏市场。

可以预料的是,《办法》执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起一个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国进民退”,而关于这个词的那些事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在史玉柱发出那条让马云联合有关部门夺回阿里控制权的微博后,@苏小和评论说“没有什么吃惊的,史玉柱这样的人,他的方法就是两点:忽悠无权无势无知的底层消费者;用所谓商业的小点子大拍体制的马屁。爱国主义只是史玉柱们的遮羞布。我把话撂在这里,史玉柱如果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还会栽跟头”。

对马云而言,如果他也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他借来砍雅虎的刀最终也将砍到他自己身上。

按马云的讲法,他们也可以说……

尽管我始终觉得马云既善于作秀,在价值观等问题上又很虚伪(参见《马云的公开信》),但他在4月27日由淘宝组织的媒体沟通会上的讲话还是又一次震撼了我,马总慷慨地说:

“淘宝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假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淘宝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假货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造假,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按亲爱的马云同志的讲法,李彦宏也可以说:

“百度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盗版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百度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盗版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小偷,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盗版,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马云的好朋友牛根生也可以说:

“蒙牛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毒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蒙牛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蒙牛了?我们只是一家公司,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奶源,我们明知道这家伙就是在添加三聚氰胺,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关起来,我们不能把他投进监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甚至远在非洲的卡扎菲也可以说:

“利比亚就像一面镜子,告诉你专制在哪?不是把镜子打碎了,麻子就不在了。我们告诉你麻子在这,只是谁该采取行动,谁该承担责任,谁该去努力。今天把利比亚灭了,只是把那个镜子灭了,你以为就没有专制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国,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明知道这就是“五不搞”的结果,我们明知道这就是极权,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废掉,因为宪法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

从淘宝、百度被列入“恶名市场”说起

引子:

美国贸易代表处日前公布了一份“恶名市场”名单,列出全球30多个“帮助销售盗版及伪劣产品”的网络及实体市场。百度、阿里巴巴及秀水街均位列榜上。美国贸易代表处称,这30多个市场均帮助非法销售受知识产权或专利保护的商品和物资,使“全球的企业及行业受到损害”。

中国市场在这份榜单上所占比率最高。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中国最大的网上交易系统阿里巴巴以及多家实体市场均位列这份名单上。进入这一名单的中国企业还包括:91.com、网络电视蚂蚁、北京秀水街、北京海龙电子城、上海杨浦颐高数码城、深圳罗湖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香港女人街。

 

一、淘宝的抉择

马云重整阿里巴巴价值观的公开信还没有落灰,却又传来了淘宝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列入了年度“恶名市场”(Notorious Markets)的消息。和淘宝一起进入这个名单的除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北京秀水街、深圳罗湖市场、香港女人街等传统的仿冒伪劣商品集散地之外,国内另一互联网巨头百度也名列其中。

虽然我觉得马云对待仿冒与盗版的态度一直暧昧而虚伪(参见我另一篇博客《马云的公开信》),但客观说,比起不少国内网站对国外同行肆无忌惮的低水平剽窃,淘宝对产品的思考与创新在国内企业里面绝对是领先的,它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在它本身,它的野心很多时候受掣于低诚信又急功近利的中国经济,马云的选择很多时候只是对利益的妥协。

所以当马云的野心不再局限于B2B、C2C这类单纯的电子商务而时时在为以金融为核心的全功能的大电子商务布局,当淘宝的战略重点逐渐由单一的规模流量调整到盈利模式的突围,也当仿冒伪劣对淘宝本身的伤害越来越大,优质化——包括版权、诚信和服务——已成为了淘宝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淘宝不惜牺牲流量和卖家资源推动新的搜索规则(当然此举也可认为是为淘宝商城铺路),同时马云不仅高高举起了价值观的大旗,也在淘宝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侵害商标权的运动。

二、无底线的百度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百度太了解中国了,相比淘宝对待版权问题的骑墙姿态,盗版几乎就是百度的另外一个名字。

除了USTR提到的利用“深层链接”引导买家购买侵权产品之外,百度MP3搜索、百度文库这些百度的拳头产品根本就是盗版的集散地,百度百科更是肆无忌惮地抄袭WIKI中文,而产品也基本来源于对国外同行的复制,甚至作为脸面的首页也完全照搬自Google(却发展不出Google的Doodle文化)。

和腾讯一样,百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最重实利的公司,为了利益,它无所不为。它的命根子——竞价排名,它的杀手锏——人为干扰搜索结果,都是以阻碍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稍稍放大,完全可以说百度和GFW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把促进信息流动可做互联网的基本精神的话,那么百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底线,而对一个没有底线的企业,盗版根本就算不上一回事。

百度太依赖于对中国的了解了,它把毒药当糖水喝。

三、仿冒在中国

柳传志曾经这样描述联想的起步之路,缺资金、缺技术,只能在全球产业分工里利润最薄、技术含量最低的环节挣辛苦钱,而且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还多少是因为别人已经懒得挣这个小钱。

某种程度上说,联想得以成为今日的联想,当然是柳传志、倪光南、杨元庆等牛人超群才华和以命拼搏的结晶,却也得益于IBM对PC的开放和Wintel架构对技术标准的固化,联想得以以较低的成本合理合法地进入国际化的平台与国际巨头展开竞争。试想,如果当年的PC市场格局和一两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的话,以中国薄弱的技术积累,依靠自主开发,联想会有机会吗?别忘了,Intel的MeeGo至今还没什么产品,Nokia的塞班只能依靠惯性在中国忽悠人了,Windows Phone的命运依然难料,而一个成功者——Moto,依靠的恰恰不是核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联想的故事也是很多中国企业的故事,靠贸易、加工起家,但联想的运气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的,比起华为选择的“自主创新”这样的险途。更多的企业投身于“仿制”这样的捷径。

同时,由于长时间和整个世界的隔绝,版权、专利这些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国人而言是闻所未闻的;而且版权对第三世界多少是带有掠夺性的(想想关于医药专利的那些争论和限制,想想中国合资企业以土地、人力换技术的不成功的尝试),比城墙还厚的技术壁垒及高额的专利费用是大部分中国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再加上政府的纵容乃至推动,仿冒盗版和假伪劣很快烽火燎原,外国人在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买仿款甚至成了某些国人的骄傲。

有一种说法,中国人穷,仿冒商品正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是消费者催生了假冒和盗版的市场,这个话得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人穷,三聚氰胺的奶粉、辣椒精的火锅、地沟油的小菜正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总是有人把中国二、三线市场描绘的恶劣无比,好像不恶心就不能拿下哪里的市场,其实市场的生态就是这样被他们做坏的,把低端等同于低质等同于假冒伪劣,这多少有些阴谋的味道。哎,在中国,要搞清楚什么是无耻真不容易,无耻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一种常态了。

说的有点激动了,回到主题,抛开没多大意义的道德拷问,仿制其实是中国企业起步时不多的现实路径之一,如果说殖民掠夺是西方国家资本积累的原罪,那么盗版仿制就是中国企业技术积累的原罪,有原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溺于原罪带了的巨大利益而不把自己洗白,中国的版权困局不在于曾经错了,而在于根本无心去修正这个错误;如果说最初是无选择的无奈,现在就完全是贪婪的无耻,用鲁迅的话说,西方人用鸦片治病,我们拿鸦片当饭吃。

四、复制的侏儒——中国互联网

不少人说,中国的互联网和美国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是完全有能力和美国企业一较高低的。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可笑,比如我从没有那一个风靡全球的互联网应用是由中国企业开发而后风靡全球的,中国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似乎还只有GFW,但这也是因为美国人打死都不会耗一国之力去弄这么一个恶心玩意。

中国的互联网的不幸在于,它不仅要面对对整个互联网而言都悬而未决的互联网版权理论争论,还要和传统行业一同面对中国式的版权困局,更致命的是要面对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审查与封锁制度(所以淘宝、百度被列入恶名市场的性质也和名单中的另一著名网站海盗湾不同)。

说到互联网管制,这实在是个无论用多恶劣的词汇去K它都不会显得过分的东西,这里只讨论它对互联网行业的影响,简单说,我觉得它就是互联网领域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的危害,我们实在太懂了,想想明清相对于世界的衰落,想想我朝的前30年,再谈中国互联网的前景,再悲观都算不上悲观。

当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思路是管制而不是促进发展,当对互联网企业的惩罚集中于内容是否敏感而不是技术的抄袭和知识产权的盗用,互联网企业的核心也自然不在产品的创新而是对内容的审查,比如新浪微博,它的用户粘性更多时候不源自产品本身而是依靠名人效应,而它在微博小秘书上的投入(钱和精力)恐怕也不会低于研发。另一个现象是,在国内的互联网企业里面,最有野心也最有活力的企业出现在产品最传统、技术也最不前沿的电子商务领域,比如马云的阿里系,而这仅仅因为他们离敏感词足够远。

所以复制与抄袭对中国的互联网正常的就像喝水吃饭,Yahoo后面出了四大门户、Google后面自然产生百度、ebay后面有淘宝、Amazon后面有当当卓越、Youtube后面有优酷土豆、Facebook后面有人人开心、twitter后面有微博、……,还有山寨天王腾讯,更是几乎复制了任何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当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打败了外国老师,诞生的也不是真正的强者,而只是耍流氓的侏儒,因为他们手中的多数产品其实都还是要弱于老师们的产品,他们的胜利凭借的只是对中国之恶的深刻理解与实践。什么版权、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和互联网理想都沦为了欺骗用户和大学毕业生的鬼话,耍流氓才是这个市场的本质。

五、希望与绝望

写到这里,实在想写几句河蟹的好话,留一个充满希望的尾巴,比如我相信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与国际的融合、在充分竞争的那些行业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主动抛弃仿冒假伪这些东西,加大创新,并促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逐步完善。

是的,我确实相信上面这句话,因为对版权的尊重、对创新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导向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产品附加值的增加的,让人们最终抛弃仿冒与盗版的将不是道德,而是利益,比起利益,虚幻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利益才产生真实的希望。

但让希望真正成为希望的前提是开放和充分的竞争,而这又不免让希望变成了真正的绝望,……

 

附:USTR官网“恶名市场”名单《Out-of-Cycle Review of Notorious Markets》

 

感谢月光博客提供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