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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听山

在关于云南的流行乐、摇滚乐表述里,我首先想到是江苏人左小祖咒2006年出版的唱片『美国』,当中除去一首「乌兰巴托的夜」,剩下的曲子都是左小为久居江苏的福建人朱文的电影『云的南方』所作的配乐。『云的南方』故事灰暗,朱文的讲述也非常克制,但在内敛的长镜头中,滇西北的山水却更显唯美。而左小的配乐,开阔、明亮,他节制着抒情,换来了悠长的回味,若没有刻意跑调的「泸沽湖情歌」和充斥了工业噪音的「512厂」,还真断了人间的烟火。

但如云南百变的气候,云南的味道也不止一种,如果说左小祖咒写尽了云南的宁静悠远,那么土生土长的山人乐队则把云南的热烈绚丽,高原人的质朴幽默,一股脑地唱了出来,让天上的云南接上了世俗的地气。

成立于1999年的山人,已经算得上老乐队了,而乐队的核心瞿子寒玩音乐的时间还要早很多,他曾是有着太多传说却终归没成什么气候的所谓「云南第一支摇滚乐队」夸父乐队的吉他手。夸父做过一张很烂的专辑,也曾北上京城参加过两张垃圾拼盘的录制,在其中一张拼盘上,他们的名字和苍蝇乐队印在了一起,而另一张则收录NO和子曰,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夸父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了。不过,夸父的音乐和这三支后来掀起了中国摇滚地下时代的乐队天差地远,他们更接近于黑豹、指南针这些发迹于90年代初中国摇滚蒙昧时期的流行摇滚乐队,而夸父的特色也仅仅限于部分歌曲里的云南民歌元素和昆明方言唱腔。

在使用云南元素上,离开夸父组建山人后的瞿子寒远比夸父走的更远,或者说在喧嚣的所谓「新音乐的春天」终于宣告破产的时候,瞿子寒和他的山人乐队渐渐清楚了自己是谁、要做什么。如果说夸父还只是把云南的民间音乐资源当做外在的装饰,那么到了山人,无论外在的音乐形式是金属、是童谣、或是民谣,他们音乐的芯子都已经变成了如假包换的云南山歌;无论身在云南,还是远赴北京,他们的声音都是彻头彻尾的山的声音。从2001年昆明现代音乐节一鸣惊人,到2009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山人』,他们的技艺通过数百场大小演出的磨练逐渐成熟,而到了刚刚推出的专辑『听山』,他们更进一步(或者说更退一步),从本土化的Folk Rock渐渐转向了更根源的民族音乐。

『听山』的重点是几首改编的云南民歌如「左脚调」、「啦索啦」、「老姆登」、「佤歌」、「彝佤」、「酒歌」等,山人照例搬来了成堆的云南民间乐器,却不再做走马灯式的乐器秀,他们显然用心钻研了器乐与人声的声响结构,「左脚调」里的彝族三弦、「啦索啦」的芦笙和打击乐、「老姆登」里的口弦等都非常精彩,而打击乐和低音部分的编排也极尽华彩,减少了乐器数量,不仅没有冲淡热烈欢快的气氛,反而让声音的层次更丰富,也更饱满。

这要归功于制作,『听山』的制作比他们上一张专辑『山人』要精致很多,但很多部分却显得过于干净了,比如采样民间歌手演唱的「失传」,人声遭到了过度的修饰,这种发烧音乐的录音制作手法,把歌手由声音传递的生命力抹杀得一干二净。但这不仅仅是山人的问题,也是整个World Music主流圈子的问题,当频繁到国外演出的山人有了越来越多国际化的野心,沾染上一些国际化的习气也在所难免,但一首「迷走」还是让我感到遗憾,这种水准的环境采样,除了满足欧美听众对中国音乐的政治化需求,没有任何价值。

但山人的问题不在野心,而在气质,他们标榜自己的小人物身份,但却掺杂了难以名状的自卑感。『听山』中,由民间艺人演唱的「山草」是一首好歌,但前半段的独白却只有自怜自怨;他们把昆明花灯小调「螃蟹歌」演绎得生动活泼,却毫无来由地插进一句「歌声里的微笑」;「过年」想延续「三十年」的成功,或许他们做到了,但这首歌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春晚味道,不止旋律,更指情感。和嗜好「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的顶楼的马戏团相比,和来自海边渔村的五条人相比,山人实是少了一些通透。

不过,当山人通透,他们就写出了「撤退的歌」,这首在无数现场让无数人随之起舞的歌早已成了山人的头牌金曲。瞿子寒写旋律的能力稍弱,但他对云南民歌的律动与气韵却认识得很深,他可以把台湾的流行歌「姑娘的酒窝」唱成一首云南土生的民歌,当他放下身份的焦虑、放下表达的欲望,让歌唱像说话一样自然,让音乐随着身体的摇摆,唱出「撤退的歌」也就水到渠成。而且,和山人多数音乐不同,撑起「撤退的歌」的就是一把吉他,没有千奇百怪的民间乐器,他们并没有丢了魂魄,反而展示了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