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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流的苏西·罗托洛

读苏西·罗托洛的《放任自流的时光》时,我的唱机里一直播放着琼·贝兹翻唱的迪伦歌曲,其中也包括迪伦为苏西写的著名情歌《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

苏西和贝兹是鲍勃·迪伦女友中最著名也最传奇的两位,在迪伦被封为“民歌之王”前,贝兹就已经是“民歌皇后”了,在迪伦结束短暂的抗议歌手生涯之后,是贝兹把伍迪·格里斯、皮特·西格的抗议传统传递了下去;而苏西,不仅仅是迪伦伟大的唱片《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封面上和迪伦相互依偎走在寒冷的纽约街头的女孩,她是出色的诗人和艺术家,她还被认为是真正启发了迪伦的政治意识、开启了迪伦创作之门的“缪斯”。

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的光芒实在太过夺目,其负载的意义也实在太过沉重。尽管迪伦在其自传《编年史》中写到“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但在更多时候,人们谈论迪伦却必然提到“美国的良心”、“60年代代言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些标签,作为文化、政治乃至时代符号的“鲍勃·迪伦”不仅掩盖了他的音乐,甚至也掩盖他本人。

在这个符号的巨大引力下,无论迪伦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说起贝茨,最被津津乐道的是她和迪伦在新港音乐节或者滚雷巡演上的合唱;而当苏西出版了自传《放任自流的时光》,最受瞩目的依然还是迪伦——前女友笔下的迪伦。

然而,作为独立的女性,苏西是不愿意成为任何人(包括迪伦)的附庸的。在《放任自流的时光》中,苏西写道:“我永远成不了伟人背后的女人,我始终不愿为了成全他而牺牲自己。我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也缺乏使命感和雄心壮志,但对于有些事情我再清楚不过:我清楚我不会成为他吉他上的一根琴弦,我清楚我不愿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我清楚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他的保姆”。

独立意识是60年代青年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外在的反叛、抗争和自我放逐其实都源于内在的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但在过去,我们几乎把“垮掉的一代”当做了60年代唯一的精神来源。但相对于60年代的波澜壮阔,这种理解显得过于的简单了,其实迪伦早就声称他和垮掉派不是一路人,虽然他曾经深受《在路上》影响,但他说他到纽约不久就对及时行乐的嬉皮士失去了兴趣。而他初到纽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中便有苏西·罗托洛。

《放任自流的时光》为我们理解60年代提供崭新的视角。苏西出生于美国的红色家庭,其父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无神论的信仰让苏西一家与美国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另外,在苏西成长的50年代,冷战的阴影导致了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言论和思想的边界受到了空前的压缩,整个社会的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闷,这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苏西家这样的左翼家庭的生存困境,不仅FBI频繁造反,普通市民也因为心理上的恐惧尽一切可能避开他们。

主流社会的孤立与敌视给苏西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却也给了苏西更客观、更敏锐的观察视角。她从未陷入战争阴影带来的集体无意识,反而很早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书中,她回忆到“自打小时候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美式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就在我的脑海中激烈地碰撞,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不止政治,由于父母钟爱艺术,苏西从小便浸淫在诗歌、音乐、绘画当中,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迪伦歌词创作的诗人兰波和布莱希特便是由苏西介绍给迪伦的。虽然受家庭影响,苏西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她17岁便已经成为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和反核战组织“原子能法稳健政策委员会”(SANE)的正式成员,但她始终觉得她自己的真正身份是艺术家,只有在艺术里面,她才能找到精神的寄托。

观察苏西的少女时代,可以发现,60年代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如左翼理想、革命激情、自由思想和艺术气质等早在50年代便已经成为苏西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是60年代“出世”的精神来源,那么苏西和其他的左翼青年无疑在思想与行动上为60年代的“入世”做了铺垫。没有决然割裂的两个时代,60年代的反抗与绽放也许正是50年代的极端压抑产生的结果之一。

《放任自流的时光》也为我们理解鲍勃·迪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窥私狂们恐怕要失望了,苏西并没有往书里放进过多的猛料,她讲述的迪伦故事都是迪伦迷们耳熟能详的,她不是挖祖坟刨隐私的小报记者,她是善于节制的艺术家。事实上,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料”,而是苏西独特的视角——观察美国50、60年代的“红尿布婴儿”视角,观察格林尼治村的女性视角和观察迪伦的爱人视角。任何事物都是多面相的,单一角度的叙述不仅不足以说明真相,甚至还经常损害真相,而苏西恰恰写出了“鲍勃·迪伦的另一面”。

苏西记录了一个说谎成性的迪伦,却又为他开脱——迪伦靠谎言来保护自己。苏西发现了隐藏在善变外表下内心强大又极度自我的迪伦。迪伦善于学习,也善于抛弃。活跃在格林尼治村的民谣歌手戴夫•范•朗克、杰克•艾略特、欧蒂塔、麦克·西格等等都是迪伦学习的对象,他甚至不放过混迹在下等酒吧的无名歌手。但当迪伦成了大众眼中的“时代代言人”,他却在一片质疑声中果断的远离了政治,他的音乐也迅速地偏离传统民谣的轨道。迪伦从来没有生活在外界的期望中,谎言与多变是他和世界相处的方式,他永远都只是迪伦自己。

这也让迪伦与苏西的分手变得容易理解,迪伦在歌中写到“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却是我的灵魂”,苏西则坚决地说她不愿成为迪伦吉他上的琴弦,他们可以相爱,却无法被对方所拥有。分手事件的尾声是,苏西在搬离她和迪伦一起生活的西四街之后便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她并没有告知迪伦,而是秘密地打掉了这个孩子。在当时的美国,堕胎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苏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斩断她与迪伦的联系,迪伦追求绝对的独立与自由,苏西亦是。

在这部散文体回忆录的最后部分,苏西还记述了她和其他左翼青年的古巴之行。当她冲破FBI的重重阻挠,历经艰辛到达古巴,参观了心中的革命圣地,见到了偶像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之后,她却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红色理想的幻灭”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她超越了那些“夸夸其谈却从未过过无产阶级生活”的所谓革命者,她发现“在自由的世界,不需要革命”,她让革命回归了内心,也回归了人性。

告别迪伦、告别格林尼治、告别革命,苏西·罗托洛在1965年就提前结束了她的60年代,此后她把所有的心力投入艺术,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直到2011年去世。而离开苏西的迪伦,也终于彻底地激怒了死忠的民谣迷,他插上电,用《重返61号高速公路》、《无数的金发女郎》等唱片奏出了60年代的最强音,之后的30多年,他一次又一次的避开了公众为他设置的陷阱,到今天,他依然在路上。

注:由于中国特色的出版体制,这本书的译稿遭遇了大规模的删改,详细情况可参见豆瓣网友宋希於的书评《面目全非的时光:二零一零年代的中国,毫无必要的删改与苏西·罗托洛》,部分未经删改的译文可在译者陈震的豆瓣小站读到,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亚马逊买这本书的原版

(本文已刊于《法治周末》)

撒娇日

撒娇不是扭捏的矫情,在我心里,撒娇是恣意妄为的传奇。

1985年,在上海的一次地下诗歌聚会上,诗人京不特说的“傻叫”被默默听成了“撒娇”,由此,中国诗歌史上最离奇的诗歌团体“撒娇派”诞生了。在阐述撒娇宗旨的《撒娇派宣言》一文里,京不特大声地宣称: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而撒娇的另一主将默默也曾写到:

“撒娇,一种温柔而坚决的反抗,一种亲密而残忍的纠缠,一种执着而绝望的企图,一种无奈而深情的依恋。撒娇,一种对生活与时代的重压进行抗争的努力,一种对情绪与语言的暴力进行消解的努力,一种对命运与人性进行裸露的努力。”

今天我又撒娇了,如果我够得上撒娇这个词的话。但让我撒起娇来的人,却都毫无疑问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至少是改变了我,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

一、Steve Jobs

今天再看我在乔布斯宣布辞去苹果CEO后发的那三篇小博客,竟觉得不像还有再见的道别,而更像对一个逝者的纪念。所以,当我今早起床后,看到Google Reader推送来的无数关于他辞世的消息,反而很淡然,我讨厌为自己去找个座右铭这类的行为,但实际上“Stay hungry"、"Stay foolish"、”Think different“早就是我的座右铭了,还有Crazy,其实疯狂一直是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帝国的一部分。

今天网上流传了很多乔布斯的段子,不少甚至是拿乔布斯开涮的,我很喜欢这些段子,反而那些把这些段子看做污蔑、说风凉话、泼脏水的朋友实在是太过紧张以至丧失了必要的幽默感,甚至显得有些傻X了。

我也很讨厌某些(不是所有)动辄把纪念乔布斯称为“如丧考妣”的人,每有重大事件似乎都有这样的人,似乎只有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去关心其他事情才能体现自己有水平、有格调,对这部分朋友,我想说如果你今天关心的是山东的那位盲人律师,我佩服你,否则请你收起假清高的面孔,没人让你一起来撒娇。

今天撒娇撒得最正的是Gizmodo,他们改编的Think Different真美妙,分享一下:

二、Bob Dylan

迪伦先生今天很无辜,博彩公司立博在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开出的得奖赔率上刷了他一把。从昨天开始迪伦的得奖赔率一路飙升,从最尾部升到了今天的第一名,最后截止的赔率高达5/1。

作为一个迪伦粉,我却从未相信迪伦可能获奖,这届不会,以后也几无可能,他还会在提名名单里面进进出出,但他甚至不会成为打酱油的,他只是看打酱油的。他这次在获奖赔率可以排到第一,我想更多的是赌博公司为吸盘的刻意炒作。克莱普顿在他的自传里面曾说因为利益世界杯都是假球,其实诺贝尔奖也一样,无非中超玩得太烂,让我们误以为打假球的比赛一定很烂。

我并非像沈浩波那样觉得迪伦不够格拿文学奖,相反无论是他的歌词还是那本自传,我个人觉得都是极为优秀的,但从根本上说,迪伦其实并不属于文学圈,我很难想象一个文学圈外的人可以拿到这个奖,这种业余打败专业的情形对很多辛苦半辈子也没什么成果的人来说,就算不是侮辱也是不小的冒犯。

当然,比起那些职业的文学家,迪伦也不太会在乎这个奖,他的传奇早已用音乐写就,不需要在多一个诺贝尔奖来装点门面。他甚至不会在意他被博彩公司玩了一把,我想今天真正失意的或许是阿多尼斯,另一位优秀的诗人,特兰斯特罗姆的获奖也许意味着已81岁高龄的他永远与诺奖无缘,当然那不是他的损失,而是诺奖的遗憾。

三、Tomas Transtromer

特兰斯特罗姆,今天真正让我撒娇的人,我最喜欢的在世诗人,说到他,我甚至不由自主地矫情起来。比起激动地说些语无伦次的话,对一个自己喜欢的诗人最好的致敬,就是在夜晚读他的诗。

大陆现在有董继平和李笠两个译本,董译过很多诗人的很多诗,几无靠谱的,而李笠不仅译文出色,更是从瑞典语直接译为汉语,他的《特兰斯特罗姆诗全集》实在值得一读,以下两首都出自李笠的译笔。

 

银莲花

走火入魔——没有比之更容易的了。这是大地和春天最古老的圈套:银莲花。它们有些出人意料。它们在目光一般忽略的地方从去年褐色的落叶中探出身子。它们在燃烧,飘荡,是的,飘荡,这取决于色彩。这种冲动的紫色眼下毫无重量。这里充满了沉醉,但屋顶很低。“功名”——无足轻重!“权力”和“发表”——滑稽可笑!它们甚至在尼尼微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热闹而嘈杂。屋顶很高——水晶的吊灯如同玻璃的兀鹰悬挂在所有的脑袋上。银莲花为取代这一堂皇、喧嚣的死胡同,开辟了一条通往真正宴席的死静的暗道。

 

论历史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 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 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麦克风里低语 喧响,膨胀。仿佛有人在远处掀动着床单 这就像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下沉,我们静听

大会像飞舞的岛屿逼近,相撞…… 然后:一条抖颤的妥协的长桥 车辆将在那里行驶,在星星下 在被扔入空虚没有出生 米一样匿名的苍白的脸下

1926年歌德扮成纪德游历非洲,目睹了一切 死后才能看到的东西使真相大白 一幢大楼在阿尔及利亚新闻 播出时出现。大楼的窗子黑着 只有一扇例外:你看见德雷福斯 的面孔

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 互相改变,互相依赖 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 每个问题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叫喊 请像警犬那样在真理走过的地方摸索!

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 一份充满奇闻的报纸已躺了几个月 它在风雨的昼夜里衰老 变成一棵植物,一只白菜头,和大地融成一体 如同一个记忆渐渐变成你自己

从迪伦到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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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为迪伦中国巡演画上句号的不是香港站,而是5月13日迪伦发在他官网上的一篇名为《To my fans and followers》的声明。

在这篇声明里,迪伦讲述了他在中国演出的真实情况,反驳了一些虚构的报道,特别对传闻中因文化部不发放批文而导致原本2010年就可进行的中国巡演流产一事进行了澄清。

迪伦说,事情都是一个中国演出商(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台湾商人)搞出来的,他在未经迪伦同意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宣传,甚至印制了门票并和一些团体签了约,而当时迪伦其实并没有来中国演出的打算。后来事情黄了,这个演出商便声称演出未能举行是因为文化部驳回了迪伦的演出申请,以此推掉所有的责任。

关于这件事,我曾在《又闻迪伦到中国》一文中写过,正是由于严厉的言论控制和以审批制为特征的演出市场垄断,无良演出商的谎言才得以掩盖真相,“什么样的鸡就下什么样的蛋”,能黑流氓的多半是另一个流氓。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了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件事——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股权转让,一出雅虎和阿里巴巴团队联手表演的活报剧。

按雅虎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支付宝也随即发表声明,反驳了雅虎的说法,称根据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了确保支付宝可以在国内拿到第三方支付的牌照,将支付宝70%的外资股权转入到一家独立的中国公司是早在2009年7月进行的阿里巴巴董事会上便确定了的事情,而当时雅虎是在场的。

我个人觉得阿里团队的说法更为可信一点,理由有二:

其一,马云不敢。如此重要的交易如果没有董事会和雅虎、软银两大股东的认可(至少是默许),马云的擅自操作就算没有触犯法律,也是在拿阿里巴巴的股价及淘宝、支付宝的上市前景开玩笑。更可能的情况是在09年7月的董事会上讨论了支付宝中资化的原则与框架,并确定了第一步(09年8月)交易的具体方式与金额,而对第二步的交易则只有一个大致方向而没有具体的细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马云却以这份董事会决议把已明确的第一步和还含糊的第二步都做了,其结果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二,也是更根本的原因,没必要。央行关于外资不得介入第三方支付的政策雅虎方面肯定也是清楚的,尽管央行表示对于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开放政策正在制定之中,但和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这样的表态是不靠谱的,没有任何企业敢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这种没有时间表又难测深浅的政策上。对雅虎而言,尽管它不愿意支付宝划出阿里巴巴集团,但它同样不能接受支付宝因失去牌照而无法在中国这个核心市场经营并进而引起淘宝的动荡,让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的下属企业变成关联企业也几乎是雅虎唯一的选择,在雅虎与阿里团队因控制权之争而越走越远的情况下,雅虎现实的要求或许只是一个合理的收益补偿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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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就出在“合理”二字,无论以什么估值方法,支付宝的交易金额3.3亿都显然是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看似合理的解释似乎只有避税,内部交易、关联交易通过故意做低交易价格来规避税收及财务费用自然是通行的做法,但雅虎与马云,尽管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早已是两家人,“避税”的结果仍然是雅虎受损,马云得利。

无论如何辩解,雅虎在支付宝争夺中的被动与失控已显露无疑,这既是引起雅虎发飙的真正原因(所谓困兽犹斗),也是投资人对雅虎失去信心并致使雅虎股价大跌的根本原因之一(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拖延信息发布,比起丢失了一个核心资产,缺乏控制力又不够诚实的公司更令人失望)。

雅虎输了,但马云也没有赢。

无论把此次支付宝的交易称为“巧取”还是“豪夺”,马云都确确实实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尽管马云可以拿着央行的《办法》说事,但3.3亿远比《办法》更能说明问题,“马云欺诈雅虎”几乎是美国财经媒体对这一事件最主流的解读,而投资博客The Reformed Broker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Red Collar Crime Wave》的博客更是流传甚广。在文中,博主Joshua Brown以此次支付宝交易为例讲述了中国公司的欺诈行为,并建议所有的投资者抛售中国公司的股票(文中提到的公司还包括新浪和百度)。

尽管从Joshua Brown的文章里面挑出偏颇的地方不难,但偏见不是一天形成的,“Made in China”山寨、低质的名声也不是一天筑成的(纵使并非所有的中国制造都是低质的),如果有违公平交易的事件一再发生,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是会用脚来说话的,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支付宝既不可能永远不上市,更不会选择在上海、深圳上市。

最新的消息是马云已经邀请雅虎和软银对支付宝交易一事再度进行协商,相信协商的结果一定是一个总额接近合理但形式多样的补偿方案,不过这既无法挽回雅虎已成的颓势,也很难扭转投资者对阿里团队已发生微妙改变的看法。

总结马云的失误,其实不在于他夺取阿里控制权之心,而是他过度地利用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外资禁入这一政策带来的优势,如同试图运作迪伦巡演的演出商过度地利用了演出审批制的恶名一样。

栽赃的谎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借刀杀人者也不可能永远把责任推到借来的刀上。

不过让我把迪伦巡演与支付宝交易联系起来的还并非马云与演出商行为的相似,而是和被演出商栽赃的对象其实很脏一样,马云借来的刀也不是什么好刀。

由央行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中国其他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号称要来规范市场、促进市场发展的,但甚至不需要深入地分析这个《办法》的具体条款,只看一个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窥到这个文件真正的成色。

在《办法》出台前,国内几乎所有的第三方支付产品都是外资背景的,无论支付宝、财付通,还是市场份额小得多的易宝支付、拉卡拉等,而且在这个领域也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恶性竞争事件,而且用户支付的安全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

如果严格执行央行的规定,这些企业要么退出中国市场,要么被有牌照的公司收购,要么如支付宝般进行重组剔除外资股份,当一个并不坏的市场里面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因一个政府文件而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甚至直面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很难说这个政策是在规范市场了,其实它就是在破坏市场。

可以预料的是,《办法》执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起一个政府主导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国进民退”,而关于这个词的那些事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

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如果只看到个体的恶而不去找体制的恶因,那么恶永远不会消除;但如果只是把所有的恶归咎于体制造成的环境,而不去追问自身的从恶、助恶、行恶,还把从恶、助恶、行恶视为现实的生存之道甚至称之为成熟,那么恶最终将让每个个体都成为无可救赎的受害者。

在史玉柱发出那条让马云联合有关部门夺回阿里控制权的微博后,@苏小和评论说“没有什么吃惊的,史玉柱这样的人,他的方法就是两点:忽悠无权无势无知的底层消费者;用所谓商业的小点子大拍体制的马屁。爱国主义只是史玉柱们的遮羞布。我把话撂在这里,史玉柱如果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还会栽跟头”。

对马云而言,如果他也继续不认识商业的自由交换精神,他借来砍雅虎的刀最终也将砍到他自己身上。

迪伦,现场

很多人都说摇滚乐是现场的艺术,但对我这样生活在三线城市的人来说,特别在DVD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对现场的印象除了唱片里面的欢呼嘶吼,就主要来自文字。

记得《音像世界》还很红火的时候,经常会在上面读到“现场之王”这个词,感恩而死、Jimi Hendrix、Led Zeppelin、……,几乎每一个在摇滚英雄谱上标名挂号的人物都和这个词发生过关系,但在我印象里面,却很少有人用这个词来称呼Bob Dy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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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很多时候,迪伦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特别在中国,提起迪伦,大家往往更愿意谈论附加在迪伦身上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社会运动斗士、60年代文化代言人这些标签,就算说起迪伦最根本的身份——歌手,也总爱在前面加上“抗议”二字(尽管迪伦真正作为抗议歌手的时间不到10年,在他长达50年的歌唱生涯里面不过一瞬)。似乎不如此,就很难体现迪伦的正义和文化,也显得自己很没文化。而“现场之王”这个词和文化关系不大,还多少显得粗鄙,自然也少有人用它来形容迪伦。

不过说起来,我最早接触迪伦的音乐,除了《答案飘在风中》,恰好是两套现场唱片——引进版的《The 30th Anniversary Concert Celebration》和打口的《MTV Unplugged》,前者是众星捧月的超级翻唱大派对,评价巨高,后者是迪伦自己对早期作品的小小回顾,通常被认为是其90年代重回高峰前的最后低谷。不过这两张唱片的好与坏对我全是浮云,那是属于Grunge的年代,我迷恋的是Nirvana和他们的前辈Black Flag,相比之下,迪伦不仅音量小,旋律也要难听很多,何况比起迪伦那些词意意象繁复的歌,《Rape Me》、《Damaged》这些简单而绝望的歌更能让荷尔蒙分泌过量的青春期少年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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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对迪伦发生兴趣是2002年,在那一年我买到了迪伦的另外两套现场唱片——《The Bootleg Series, Vol. 4: The "Royal Albert Hall" Concert》和《The Bootleg Series, Vol. 5: Bob Dylan Live 1975 - The Rolling Thunder Revue》,前一张记录的66年“皇家阿伯特宫”演唱会(实际为在曼彻斯特的演唱会)和后一张记录的75年的滚雷巡演都堪称迪伦传奇人生里面最神秘的片段。由这两张唱片,我真正见识了迪伦的牛逼,我刨出压在箱底的迪伦的磁带和CD,上网下载MP3和歌词,几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完全颠倒在迪伦的世界里面。

作为一个后进的迪伦歌迷,我最感幸运的地方是,迪伦的传奇还远远没有变成过去式,我指的不只是《Time Out of Mind》以来4张大受好评的录音室专辑,还有现场。

和同样热爱巡演的滚石不同,迪伦并没有从巡演里面赚到多少钱。演出对他而言,更像一种宣泄过剩创造力的方式,而且迪伦不但从不讨好公众,还总是有意识地把自己从公众视野里面隔离开,因此他的现场没有固定的曲目,就算同一首歌曲也会因他经常重新进行编曲而变得面目全非,不到迪伦开口,你很难猜到迪伦要唱什么,就算他开了口,你也很难猜到他下一句会怎么唱,他是为自己歌唱的人,他才是真正的“Master of the Concert”。而对乐迷而言,每一个晚上的迪伦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迪伦,这也是让迪伦成为Bootleg最多的歌手的一个原因。

还有两个礼拜,迪伦就将开始他第一次中国巡演,当然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很希望他在这两场演出中能够有《Desolation Row》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这两首歌写的是美国,也是现在的中国;我也期盼着有高人可以做一个现场的录音,那将是绝对牛逼的Bootleg。

最后,今天,2011年3月24日,是迪伦先生70岁整寿,happy birthday!Bob!

又闻迪伦到中国

今天早上在微博和twitter上又看到了Bob Dylan要来中国演出的消息,上迪伦的官网,发现在1月31日发布的Bob Dylan远东巡演中就包括了4月6日在北京工体、4月8日在上海大舞台两站(见截图);但在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在这篇博客发布时还没有发现相关的信息;在大麦网等票务网站,也暂时没有看到Dylan巡演的票务信息;而用google进行搜索,出来的大部分结果还是关于2010年那次流产的中国巡演。

对比去年的那场让无数Dylan粉丝春心大动、最终又黄掉的巡演,传言中今年的迪伦巡演与去年是何其相似,一样的官网公布、一样的时间(都是4月)、一样的城市甚至演出的场地也同样是工体和上海大舞台,真让人怀疑是Dylan官网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把去年的行程错贴了上来;而真正让人疑虑的是,去年的故事会不会重演,在中国看Bob Dylan会不会真只是春梦一场。

Bob Dylan作为抗议歌手的名气实在太大了,连不少摇滚乐迷也仅仅看到了Dylan这很小的一面,你很难要求手握批文的老爷们去了解整个Dylan的音乐脉络或者翻墙上youtube看几段Dylan近年的演出视频,何况他们确实被08年的Bjork吓怕了,随着对文化、言论管控的愈加严厉,要乌纱还是冒着风险去真正搞点文化,官员的逻辑决不会是乐迷的逻辑。

我始终觉得审批制是中国演出市场最大的毒瘤。审批制的存在,不仅让演出市场萧条,更使得这个市场扭曲而疯狂。其实在中国的演出商经营的不是演出,而是批文,只要关系到位、批文到手,就可以卖高价、赚暴利,在网上随便查查就可以知道,一场在美国100元的演出,搬到中国就可以卖到300、400元,即使把国际机票、住宿、音响运输这些考虑在内,这依然是夸张的,就连见多识广的Linkin Park也曾惊讶于他们在上海演出时的高票价。

可笑的是,去年贪婪的演出商搞黄Dylan的中国巡演后,为了掩盖是钱而不是其他让Dylan中国行流产的事实,竟然装着委屈、扯出了政府部门不发批文的谎言,真是什么样的鸡就下什么样的蛋。去他妈的无间道,真正的输家可是无数盼望Dylan多年的乐迷。

我对今年Bob Dylan的中国巡演一点都不乐观的,这几年,狼来的太多了,狼身边又有那么多的鬼影,不是麻木,而是绝望。但我还是会存上点机票和门票钱,毕竟到3月份,Bob Dylan就将满70岁了,尽管这几年佳作连连,我们又能指望这个如今很优雅的老头能再唱多少年?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可以用来等待Bob Dylan了。